《消失的地球村》到了第三期，我们试图从亚文化出发，一窥“地球村”概念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对于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来说，他们成长在世界日益互联的时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在21世纪初接触了嘻哈、滑板、涂鸦等带有“叛逆”标签的亚文化，并一路推广和传播。随着资本的快速扩张和媒介形态的变化，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在资本和权力的强力介入后，亚文化能否产生新的意义？

而当城市中的亚文化空间不断消失、融合时，网络亚文化的蓬勃发展似乎并不能填补社群分离后的失落和孤独。符号的创造和消费并不能阻止其文化意义的丧失。隔离时代，社区如何重建？

我们和两位朋友讨论了这些问题，他们曾经是亚文化最前沿的消费者和实践者，现在是研究者。欢迎各大平台搜索《问题青春》收听节目。

本期嘉宾

王戈：VICE中国前主编、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博士生

李闯：滑板文化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01 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了地球村的存在？

王戈：

18岁之前，我住在北方三线城市山东济宁。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封闭的。但当我下载音乐时，我能感觉到与世界的联系。那是在2004年或2005年。与现在大家习惯使用各种流媒体平台不同，当时我觉得我必须将音乐下载到自己的硬盘上。有一种非法的所有权感，这就是所谓的听音乐。

当时我主要用一些P2P软件下载音乐，比如KaZaA、emule、电驴等，还有一个国外的资源网站叫very CD，然后我每天都会下载一些东西。

我认为P2P的原则是资源共享。你把下载的东西放到一个共享文件夹里，其他人就可以来这个文件夹下载。来的人越多，速度就越快。当你因为相同的爱好而与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共享相同的资源并受到资源的影响时，在我看来这就是地球村的一种表现。

正是在这个时候，亚文化开始传入中国。尤其是在北京，似乎所有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都必须来这里。 2008年，北京的地下音乐环境特别好，涌现出很多新乐队，也有很多新的音乐表演场地。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我很想加入这样一个看起来很酷的社区，在那里我可以认识乐队演奏的人，去各种表演场所，这将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很自然地，我的爱好变成了我的职业。

李闯：

我大约在2002 年或2003 年开始在王府井天主教堂玩滑板。那时也是一个叛逆时期，我非常渴望表达自己的个性，建立新的身份。滑板正好可以满足这个需求。虽然当时YouTube还可以，也会看一些外国滑手上传的视频，但感觉里面的地位太遥远了。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通过身边的大佬，比如滑板店的老板。而当一些外国滑手出现在北京街头，大家一起玩耍时，这个跨文化的社区当时给了我一种联系感。

知识共享确实可以创建文化社区。前段时间虾米失踪了，大家都很伤心。在我看来，这是对文化共同体消逝的某种怀念。但对我来说，首先，我并不是很强烈地感受到地球村的存在，而是一种社区归属感。

与现在相比，当时的信息更加匮乏，所以滑板和嘻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社区之间的交流和碰撞。行业里的大佬塑造了我们的文化品味，和现在喂给你的各种信息、KOL有很大不同。但信息质量没有可比性。我只是觉得老大哥和KOL最大的区别就是后者资本高，你很难跟他们产生真正有意义的联系。而现在滑板运动更加趋于个人主义，社群的概念逐渐弱化。无论线上还是线下，人们可以联系的空间都在消失。

《滑板少年》

02 地球村的另一面，是文化的单向传播与信息匮乏

李闯：

无论是YouTube、谷歌退出中国，还是P2P软件被平台取代，包括虾米这些年资本化越来越大直至消失，这些事情其实一直在发生。但趋势不能简单概括为从开放到封闭，而是隔离和连接交替出现。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

比如很多人都在谈论东京奥运会，但我觉得它比之前的奥运会更精彩。原来的奥运会是纯粹的竞技体育项目，现在增加了滑板、攀岩、冲浪等所谓的群众体育项目，可以给参与者带来强烈的意义感和群体感。这些运动实际上并不关心输赢。例如，今年在巴西获得金牌的冲浪运动员参加比赛时甚至没有冲浪板。她似乎是从对手那里借来的。她获胜后，对手像朋友一样欢呼。这在传统竞技体育中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回到“地球村”这个概念，它不能与“全球化”混淆。前者是麦克卢汉提出的思想，后者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个过程带来了很多我们原本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资本的扩张一直在缩小我们的可能性，也导致“地球村”的想象意义消失。但我也看到很多人用各种方式来打破资本造成的一些障碍。

在“地球村”想象盛行的时代，信息相对稀缺且单向流动。所有文化都从西方流向全世界。我们完全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根本没有建立起彼此的对话。相反，现在我们有了更强的声音，西方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到一些中国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球村并没有消失。

王戈：

我非常同意李闯的说法。障碍一直存在，只是有些东西被填满了，有些东西被减少了。包括我们对过去的怀念，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我们自己的少年状态的怀念，还有思想上的怀念。

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这些在21世纪初接触到多元文化、能谋生甚至看起来体面的人，也拥有一定的“特权”。你需要有机会去大城市甚至国外去接触那些圈子，而不仅仅是在网上浏览信息。所以当我看到有些人怀旧的时候，心里就有些不舒服。感觉他们得到了便宜的东西而且表现得很好。

而且当时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并不多，包括我小时候喜欢看的足球杂志，比如《体坛周报》、《当代体育》、《足球报》。从今天看来，语气是那么和谐。写作风格已经让人难以接受。

例如，我在媒体工作。感觉是比比看谁胆子大，把这个坑占了。而且，很多从事媒体工作的人家庭条件并不差，在获取信息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如今，如果你想在媒体工作，你必须非常非常优秀才能获得基本的工作机会。

至于李闯所说的文化传播趋势，确实是西方一直在向中国传播，而中国是纯粹的吸收者。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有了所谓文化传播的话语渠道之后，我还没有看到什么样的东西真正能够传播出去。资本肯定已经很强大了，但是我们能不能传播一些西方人也觉得很酷的东西呢？我真的想了很多，但我想不出什么。

《8英里》

03 “反叛”是亚文化的底色吗？

李闯：

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有过一个观点，现在越来越清晰了。我认为滑板在中国一直是西方运动的外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蕴含着非常传统的中国伦理道德。当然，这种伦理在世界各地都以当地的形式存在，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慢慢被淡化。简而言之，它是一个社区的概念。

事实上，学术界从来没有用儒家这样的框架来看待亚文化。比如在国外，老牌滑板手被称为OG（Original Gangster），他们是玩得最好的。但在中国，我们过去不这么称呼他们。他们都被称为“兄弟”。

传统伦理嵌入新的社会关系中。事实上，“兄弟”并不是玩得最好的一群人。尤其是随着滑板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素质的下降，迎头赶上的肯定是年轻人。不过，“兄弟”仍然能够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在于他对社区的维护、支持和推动。

这种社区建设也许能够传播回来。正如项彪老师所说的“近处人的消失”，你不应该去想那些遥远的、概念性的人，而应该从近处的人开始。孟子也很早就说过：“亲亲是仁，尊敬长辈是仁。”

我们实在不擅长构造一个象征性的标签，比如“抵抗”、“真实”。我也厌恶纯粹的象征性表达。符号是无能为力且不可持续的。相反，我认为传统伦理是可持续的，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现在年轻人慢慢意识到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叙述不再成立，他们需要重建社区的意义和归属感。

王戈：

我觉得亚文化与资本勾结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传播文化的时候还是要本着“把文化的历史讲清楚”的原则。在看一些类似的综艺节目时，我觉得不好的是，它们没有给你传播文化的历史，而是纯粹的节目。

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他可能是通过这些节目接触到说唱和滑板的。如果你不把文化、变化和价值观解释清楚，我认为这是作为传播者的不负责任。

当然，亚文化的核心价值并不一定一定是“抵抗”。比如，一些介入亚文化的西方资本，实际上是在兜售“抵抗”等价值观。但问题是，我现在看这些国内节目，无论是宣传滑板还是说唱，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卖什么？观众到底在消费什么？

我不反对资本进来，这是任何事物生存的必要条件。但除了符号之外，买这个东西，拥有这个东西，它如何帮助我构建我的身份，或者帮助我更好地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涂鸦》

04 空间的消失与社群的重建

王戈：

本土社区对于亚文化的形成确实非常重要。它需要两个要素，一是空间，二是内存。首先你要有这个空间，就像滑板的空间一样。只有有这样一个让大家聚集在一起的地方，才能形成一些所谓的集体记忆。

但正如李闯所说，空间越来越小，那么真正形成群体记忆的空间在哪里呢？这是我目前的博士论文中经常思考的问题，以及如何与这个广义的城市空间互动。

我目前关注的是北京街头文化社区和城市空间变迁的一些群体记忆，包括说唱、滑板、嘻哈、涂鸦等，时间跨度是从2007年到现在，基本框架还是正在成立。

这些年来，北京发生了很多变化。记得2007年我刚到北京时，住在西城区玉泉路的一栋老楼里。外面刷了一层新的红漆，但里面却没有任何变化。后来，随着地铁线路的增多，生活也越来越方便。同时，我也听到一些喜欢街头文化的朋友抱怨，滑板的空间越来越少，可供人们闲逛的地方越来越少，然后就是一些街头文化综艺节目。看似，但感觉有些人总是情绪低落。

我猜北京可能不再是中国街头文化的最前沿了。人们将迁移到成都、广州等城市，那里有更多的选择。但另一方面，它又像是文化的发源地。看来大家一开始听到的音乐、遇到的人都来自北京。不知道城市空间的变化是否引起了大家的失落感。

李闯：

我在北京做新兴青年群体研究时，印象非常深刻。他们到了一定年龄后，确实要面对很多现实问题，比如社保、住房等。大学生，包括大学生，在学习期间可能享受到了北京的很多文化资源，但毕业后就会面临差距。你必须忙于谋生。还可以留在北京吗？

很多从事文化产业的年轻人仍然热爱北京，但他们住不起，因为很多文化产业，也就是中小微企业，没有足够的经济保障，甚至连档案都无法保存。最终，他们不得不选择离开。尤其是当你到了需要发挥力量的年纪，比如孩子要上学什么的时候，你该怎么办？那么现在我们想谈谈是否可以有一些政策来支持中小微企业。很多这样的公司经营一些与亚文化相关的城市空间，但在大资本主义的逻辑下很难运作。

王戈：

伦敦和北京其实有相似之处。到了一定年龄后，很多人都想组建家庭、买房。因为生活成本太高，他们也会选择去其他城市生活，但总会有新的年轻人进来。

但不同的是，北京确实是与世隔绝的，没有新的人进来。我不知道这片土地是否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吸引力。这可能和空间有关系。比如，可供人们创作和聚集的空间较少，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城市很无聊。这不仅仅是因为定居、档案和工作稳定性。即使有人因为这些原因离开，文化土壤对20多岁的年轻人也应该有永恒的吸引力。

我们刚才一直在谈论寻找空间和形成集体记忆。这种体感感觉只有在线下才能获得。前段时间英国刚刚开演现场表演，我就去看了一场。其实表演本身并没有那么精彩，但是气氛还是很感人的。因为视频只能带来听觉和视觉的刺激，而嗅觉和触觉是孤立的。就像我现在在电脑那头看着你们两个，绝对不如我们三个坐在一起聊天有趣。

从某种意义上说，疫情也是一个提醒。当你发现以前拥有的一切不再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你就会珍惜每一次去电影院或者酒吧的机会，你的热情也会变得更高。在当今科技发达的世界，我们可能需要用一种非常原始的方式来重新发现自己，重建彼此之间的联系。

编辑|杨少

编辑|小李

排版|喝一点酒

设计|山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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